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全文日前公布，其中明确：健全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同查同治机制，深化整治权力集中、资金密集、资源富集领域腐败，严肃查处政商勾连破坏政治生态和经济发展环境问题，完善对重点行贿人的联合惩戒机制，丰富防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有效办法。

为什么要丰富防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有效办法？如何完善反腐败工具箱？

日前中央有关部门组织编写的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〈决定〉学习辅导百问》（以下简称《百问》）对此问题作出了回答：完善反腐败工具箱， 不断提升反腐败方式和手段科学化水平，借助大数据等信息化技术， 揪出隐藏很深的腐败分子。建立腐败预警惩治联动机制，加强廉洁风险隐患动态监测，强化快速反应、联合处置， 加大对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甄别和查处力度，让新出现的问题难以蔓延。

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手段不断变异升级

从近年来查处的案件看，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手段不断变异升级，呈现出更强的伪装性、隐蔽性。

近期“廉洁四川”发布《“案”理说丨物欲迷眼 溺于贪欲之“海”》，揭露四川省宜宾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南溪区分局原党组成员、副局长吴郑的贪腐细节。其中提到，他以信息入股的方式获取矿山股份，将借款当作是理所应得的“好处费”，并披上借贷的“外衣”。

让家庭成员、亲戚朋友、同学老乡等特定关系人参与其中，掩盖自身腐败。比如，重庆市万州区生态环境局原党组书记、局长刘勇，让同学沈某某与项目承建商签订虚假合伙协议，通过收取项目“转让费”或“管理费”的方式收受巨额贿赂。

利用“影子公司”“影子股东”隐居幕后，通过“代理人”来收受、保管和打理违法所得，从而在利益获取上实现“腾挪转化”。比如，重庆环投惠泽水污染治理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张静，强行“入股”分包业务公司，还把儿子发展成了“白手套”“代理人”。

手段上更加隐蔽化。把利益输送与普通民事、商业、市场行为相混同，通过高息放贷、房产买卖、投资入股等方式掩盖违法本质，造成其本人“合法”所得而非请托人输送的假象。比如，浙江省温州市政协原党组成员、副主席林亦俊，热衷与私营企业主“合作投资”，心甘情愿被“围猎”。

针对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有哪些变异形态？《百问》做了梳理总结：

有的获取利益由现金、房产、高档礼品等传统财物逐渐扩大为股份、房屋装修、 有偿服务等财产性利益，腐败的利益形式越来越多元化。 

有的领导干部的“白手套”从近亲属等身边人扩大到同学、朋友等 “局外人”，共同受贿人员范围呈进一步扩大趋势。

有的借助 “市场行为”为腐败披上“隐身衣”“护身符”，以民间借贷、 低买高卖等为名，形式上日益“合法化”。

有的减少直接行贿受贿行为， 转而采取设立“影子公司”、由他人代持等方式间接收受财物， 增加收受行为的中间环节，伪装掩饰腐败行为。 

有的采取金融运作等高智能犯罪手段掩盖权钱交易本质。 

有的在职时为他人谋利但不收受财物，退休后才收受财物， 谋利与受贿行为间隔时间拉长形成“期权化”。

此外，政商“旋转门”“逃逸式辞职” 等现象，也是腐败问题的新变种。 

如何完善反腐败工具箱，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？

《百问》提出，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在作案方式和手法上伪装变异、花样翻新，但以权谋私、 违纪违法的本质没有变，污染政治生态、破坏发展环境的危害更严重， 必须坚决惩治。

 如何惩治？

 《百问》提出，必须升级打法、丰富手段。 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具有很强的隐蔽性、迷惑性， 发现和查处难度加大，对治理腐败能力提出更高要求。

完善反腐败工具箱， 不断提升反腐败方式和手段科学化水平，借助大数据等信息化技术， 揪出隐藏很深的腐败分子。建立腐败预警惩治联动机制，加强廉洁风险隐患动态监测，强化快速反应、联合处置， 加大对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甄别和查处力度，让新出现的问题难以蔓延。

在纪检监察办案实践中，如何完善反腐败工具箱，解决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甄别难、查处难等问题？

江苏省泰州市委常委，市纪委书记、监委主任光华近日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采访时表示，充分发挥大数据分析的便利性，用好国库集中支付、智慧审计、税控发票等各类信息平台，通过数据关联、碰撞对比、筛选分析，提高发现问题线索的精准度。比如，在查办市级机关某部门负责人受贿案时，我们绘制资金流向导图，用大数据平台追溯可疑资金的来源和去向，结合最终利益归属和事项决策，锁定实际控制人，一举解开案件堵点。

湖南省常德市委常委，市纪委书记、监委主任何艺辉受访时表示，依托大数据平台，持续加强对廉洁风险隐患的动态监测，把握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特点规律，加强新型办案手段和技术的研究，掌握工作主动权，推动构建预警、研判、治理联动机制。如武陵区建立政治生态监测分析评估系统，由20多家单位组成指标信息采集部门，系统自动计算量化分值，对各单位“一把手”进行廉洁画像分析，精准开展监督，对发现问题及时预警。

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委常委，州纪委书记、监委主任巫运康表示，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往往披着合法的外衣，难以被轻易察觉，着力建立完善腐败预警惩治联动机制，加大对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甄别和查处力度。在打破内部壁垒方面，探索建立片区协作机制，联合开展所属片区的专项监督检查、问题线索处置、办理重点问责事项、查办重大案件等工作，有效提升了纪检监察干部发现问题能力、线索处置能力、案件查办能力。他介绍了查处文山州某局原副局长李某案的情况，纪检监察人员发现其以他人名义低价购买房产的问题，审查调查组认真分析研判，深入细致地开展外围调查，固定相关物证、书证，同时，做深做实思想政治教育工作，最终案件查办取得重大突破。

推动防范和治理腐败问题常态化、长效化

为何腐败问题层出不穷，如何防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反弹回潮？

《百问》提出，防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这是一项长期任务，必须与时俱进、常抓不懈。

腐败滋生有着历史、文化、 经济、社会、制度、生态等多方面的土壤和条件， 是各种不良因素长期积累、持续发酵的结果，反腐败斗争是一场总体战、攻坚战、 持久战。

腐败问题不是一成不变的，在不同时期、不同阶段有不同表现，老问题解决了，新问题又会冒出来， 治理了的问题还可能改头换面、反弹回潮。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也是相对的，有的腐败形态刚出现的时候，是新型的、隐性的，经过治理，就逐渐变成老旧的、显性的了，但同时还会有更新型、更隐性的腐败问题出现。

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，发现、治理、再发现、再治理是一个持续、渐进的过程。只要存在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， 腐败现象就不会根除，就要不断探索和丰富防治腐败的有效办法，坚持不懈、久久为功，推动防范和治理腐败问题常态化、长效化。

（资料来源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、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〈决定〉学习辅导百问》）

采写：南都记者梁建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