建国初期，在数百万解放军中，有57人被授予上将军衔，除去3位起义将领，其余的大多数都担任过大军区级正职。

但也有一些长期屈居副职，甚至不如一些中将、少将受重用，比如说王建安。

他在战争年代是出了名的军政全才，能搞好政治思想工作，也能指挥千军万马作战，拥有很深的资历及威望。

然而，建国后他却很不顺利，先是授衔比别人晚了一年，后又担任过几个大军区的副职，始终没有转正。

1975年，没有怎么受运动冲击的他，跟罗瑞卿、谭政、陈再道等曾被“打倒”的人一样，被任命为军委顾问。

而罗瑞卿他们只是过渡，没过几年就调到其他实权部门，王建安却往后一直都是退居二线的顾问。这一系列事件看起来很不寻常，为何他会有这样的遭遇呢？

说起来，这跟他一次举报、一次顶撞和一次不肯批人有关。

王建安出自红四方面军，但跟相当一部分红四方面军将领关系不融洽，这主要在于抗战前夕的“拖枪逃跑未遂”事件。

当年三大主力在陕北会师后，原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某就因曾经做出的错事遭到批判。

一开始只是他一个人被批，但群情激奋之下，事情愈演愈烈，后来发展到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都会遭人另眼相看。

在抗大学习时，一些思想政治课经常会把红四方面军作为批评的对象，使该部的将领内心很不是滋味。许世友曾被气得吐血、刘世模用枪自杀未遂等等，不满的情绪日益增长。

许世友性子比较冲动，他不知道这种日子还会持续多久，便生出逃离延安的念头。当然，他并非要投敌，只是想跑到巴山找老部下刘子才一起打游击。

当他把这个计划说出后，原红四方面军的人迅速响应，短短几天就有5个军级干部、6个师级干部、20多个团级干部、2个营级干部共30多人参与。

他们几个牵头的人负责制定方案，最终决定在1937年4月4日晚10点，各自携带好武器，去抗大第五队的茅房侧面集合，人齐之后由许世友带头，一同从北城门出逃。

如果有人来追或者阻拦，马上用手里的武器反击，只要离开延安，就用红军的名义找饭吃。

这时国共正在为统一战线谈判，即便到了白区也可以用抗日的名义，向地方派粮捐款来支撑。

这个法子很冒险，不过也有一定的可行性，只是王建安作为政工干部，想得比其他人要远一点。

向自己人开枪，那不成武装叛变了吗？没有命令私自行动，那不成实质性脱党了吗？

如果在路上中央发表严厉声明，国民党肯定会趁机调兵来进攻，那不是两面都讨不到好、影响了一生的名誉吗？

他越想越担心，就在行动的前一晚找到许世友要退出。许听后大怒，斥道现在退出会有泄密的风险，再说这样的话别怪自己不客气。

王建安无奈，暂时答应下来，不过他回到住处就上报给抗大党总支委员谢富治。很快，中央知道了消息，当晚抗大校长林总就带队入校，按照王建安给出的名单一个一个抓人。

这件事影响很大，当时有人建议将参与者处决，毛主席却明白不能这样做，如果简单一杀了之，红四方面军以后会跟中央离心离德，对革命是不利的。

后来主席亲自去监狱里耐心说服了许世友，其他人也一个不杀，很好地化解了这次矛盾。

最终这30多名参与的干部都被安排去“学习”一段时间，他们对中央算是有了归属感，但或多或少对举报者王建安产生了意见。

与老战友不睦，在山东王建安也跟上级吵过架。他1939年去往山东工作，抗战结束后没有随主力去往东北，而是留在山东，上级由罗荣桓换成了陈毅。

解放战争爆发初期，陈老总在山东战场六战五败，使下面的一些将领产生意见，王建安就是非常激进的一个。

王建安在山东任职时间比陈老总长，对当地更为熟悉。他曾提出过几条应对敌军的建议，都没被采纳。

如果能够打赢，一切都不是问题，但接连吃败仗，王建安的情绪就上来了，甚至跟陈老总拍过桌子。

虽然说他发脾气情有可原，但毕竟是犯上之举，传到中央后，领导人对他的印象都不怎么好。

前面两件事对王建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，但不是决定性的，毕竟拖欠逃跑未遂后他仍担任了八路军鲁中军区司令员；跟陈老总吵过后仍担任了解放军第七兵团司令员。

要说王建安后来不被重用的关键原因，主要是1954年的不肯附和批人。这年原华东一把手饶出了事，许多人遭到波及，王建安算是比较严重的一个。

他长期在饶麾下任职，当年也是经饶推荐出任华野东线兵团副司令员，两人有不错的私交，且王建安很认可饶的为人及工作能力。

所以在1954年，王建安不管整体环境如何，他就是没有随主流批饶。上级跟他交流过多次，未取得效果，最终在公开报告中下了结论：

军区会议上并批判了王建安同志骄傲自满、功臣自居、拒绝自我批评与对抗军区党委领导的严重错误。

有这么个定性在，授衔前部分人就建议将王建安的军衔降为中将，以此压压他的气势，中央首长也认可该想法。

好在评衔小组负责人罗荣桓厚道、公道，明白按照王建安红军军级干部、解放军正兵团级干部这么高的资历，如果就因为一些认识上的问题降成中将，很不公平。

所以罗帅在1955年划掉了王建安的名字，既是让他本人反省，又避免引起争论。

王建安在大授衔时看到别人都佩戴将星，自己却什么都没有，内心深受触动，主动做了检讨。

这个态度，罗帅也好帮他去说情，再加上一些老战友联名写信反映王建安的军衔问题，最终上级才同意在1956年为王建安补授上将。

虽然军衔有了，但此后王建安的职务一直都不高。其他上将不是在总部承担重要岗位，就是到大军区担任正职，王建安却始终是副职。

在六七十年代，像曾思玉、梁兴初、郑维山、秦基伟、丁盛、李德生、龙书金等中将、少将都成了大军区正职，王建安依然是军区副司令员，即便换过沈阳、济南、福州三大军区都没转正。

1975年，王建安转任中央军委顾问，级别上去了，实际却退居二线。不过这么多年过去，他始终没有半句怨言。

叶剑英元帅后来就感叹过：建国以来，王建安不计较职务高低，任劳任怨，很不容易啊！